明代中国曾经是“世界上最强的海权国家”

--------------梦幻全友 整理

明代为汉族之复兴，但其文治武功在中国历史上都不能算是第一流，且边患始终不绝，最后又给于少数民族卷土重来的机会。
　　　　但就战略思想的研究而言，明代却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时代。不仅所保存的资料比元代远为丰富，而且更有其前无古人的特点。为了简便起见，本文对明代战略思想的分析仅以下列三个问题为重点：
　　
　　
　　一、开国阶段
　　　　明之开国利用民族主义的力量，驱逐少数民族并不太困难。其战争的主要部分反而是以同时起事诸雄(张士诚、陈友谅等)为对象。就战略思想而言，有下述三点值得提出：
　　　　一、明太祖(朱元璋)本人似乎颇有大战略头脑。他曾经这样说：“士诚恃富，友谅恃强，吾独无所恃，惟不嗜杀人，布信义，行节俭以与百姓共求复苏而已。”这一段话可以暗示他了解战略是不仅限于经济和军事，而政治和心理也许还更重要。
　　　　二、有宿老朱升年八十余，明太祖亲访之于山林道院中。朱升告之争天下九字诀：“高筑墙，广积粮，晚称王。”这一段故事近似传说，但含有深意。“高筑墙”就是巩固战略基地，也就是孙子所云“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”。“广积粮”即重视战略与经济之间的关系。在农业经济的时代，粮食是最重要的资源，不仅民以食为天，而且军无委积则亡。“晚称王”在政治战略方面更是一种非常微妙的原则。
　　　　朱升的故事曾分别见于魏汝霖《中国军事思想史》(页一四四)及徐培根《中国国防思想史》(页〇)，但两书均未说明其资料来源。据《明史》卷一三六《朱升傅》，朱升之语为“缓称王”而非“晚称王”，“缓称王”有其战略意义。朱元璋在羽翼未丰之前暂缓称王，则可以不至于树敌过多，并获得自由发展的机会。
　　　　三、明太祖在初起时颇能礼贤下士，争取人才，但在其Z.F中似乎并无真正第一流的战略家，这也就引起刘伯温(基)之谜。依照民间传说，刘基是明太祖的“军师”，换言之，他是张良、诸葛亮一流的奇人。事实上，从他所著的书(《郁离子》二卷)来看，他的思想是属于道家。他似乎并不擅长军事，甚至于更不会神机妙算(他是一个反阴阳五行之说的人)，现在流行的兵书《百战奇略》极可能是伪书。
　　
　　
　　二、明代与海权
　　　　就战略思想观点来看，明代的最大特点就是其与海洋的关系。对这方面研究的人也较少，所以特别值得在此作较详尽的探讨。
　　　　概括言之，中华民族是一个大陆性的民族，民族的发展是由西到东，虽然很早就达到了海岸线，但几乎从未进一步向海洋作大规模或有计划的开拓。中国的外患来源主要地是在北面(包括东北和西北)，而海疆在明代前则都是最太平的边界。我国历史中的战争与海洋有关者少之又少，至于在战略思想领域中，海洋因素更是很少有人曾经给予注意。
　　　　在这样的背景之下，从14世纪到17世纪的明代也就显得异常奇特。明代中国曾经是“世界上最强的海权国家”，所以，这一个时代在中国历史中真是令人刮目相看，但很遗憾，过去却很少有人研究，尤其是很少有人从海洋战略的观点来看这段历史。这里的分析是依照时代的先后分为三段：
　　
　　
　　(一)郑和下西洋
　　　　明太祖开国时虽然能光复中原把蒙古人逐出塞外，但后者的残存势力仍然相当完整，所以，也就使明廷不能不重视北疆的边防。另一方面，东南沿海地区的方国珍、张士诚等虽已败亡，但其余党逃入海中，对安全构成隐患。此外，日本倭寇也开始侵扰，在这样面对陆海双重威胁的环境中，Z.F在战略上也就必须作一选择。明太祖在权衡轻重之余，并吸取元代用兵海外失败的教训，遂决定重陆轻海的基本原则。他所采取的国防政策是：陆上用诸王将重兵守边，海上除设置卫所外，更禁止人民与外人接触以策安全。这也就是“明祖定训，片板不许入海”的禁海政策。
　　　　明太祖死后，其第四子燕王朱棣起兵“靖难”，赶走了惠帝(太祖孙)，取得帝位，即为明成祖(永乐帝)。他的战略思想比起乃父是远为勇敢进取，陆上迁都北京，由“诸王守边”改为“天子守边”，并且亲率重兵五次入漠，以攻为守。海上在永乐元年(公元1403年)首先恢复浙江、福建、广东三省舶司，放松海禁，接着在永乐三年(公元1405年)六月，命宦官郑和率副使王景弘等出使西洋。所谓“西洋”大体是指印度洋而言，因为舰队向西航行，故称为西洋。郑和不仅负有外交和经贸任务，而且还率领着一支巨大的远洋舰队，执行国史中最大规模的权力投射(power projection)。
　　　　郑和的舰队在当时世界上可以算是最大的海军兵力。据《明史》记载，其第一次出使时有“将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……造大船，修四十四丈，广十八丈者六十二”。据近人研究，除这六十二艘大舰外，整个舰队的大小船舶共约两百艘。郑和通常是由苏州刘家港出海，先到福建，等候冬季信风，再从福建沿中国海岸线向南航行。其巡弋范围遍历南海及印度洋周边各国，分遣队最远曾达到非洲东岸的木骨都束(Magadiso，即现在的摩加迪沙)。前后出使七次，每次往返约需二年，每次的行动规模和人船数量都大致差不多。
　　　　郑和的兵力虽然非常强大，但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次数却很少，其目的通常为剿平海盗，维护海路安全，协助友好国家平定内乱或抵抗侵略，其结果为“海道由是而清宁，番人赖之以安业”以及“自是海外诸番益服天子威德，贡使载道”。除此以外，郑和远航的大部分时间都是用来执行和平的任务，包括立碑、搜奇、贸易等在内。
　　　　根据记载，郑和舰队所经过的国家有三十余国，但从不曾挟大国兵威强取豪夺，而只寻求发展与各国之间的友好、贸易、文化交流关系。而推动贸易时也完全遵守各国的习俗，他们和平地执行国家政策，非不得已决不使用武力，与后来的西方海权国家的血腥行为大不相同，这更足以表现我国文化中的王道精神。
　　　　从战略思想观点来看，郑和出使更有值得深入分析的价值。第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是明成祖派郑和下西洋的目的。《明史·郑和传》说：“成祖疑惠帝亡海外，欲踪迹之，且欲耀兵异域，示中国富强。”假使真是如此，则未免小题大做，所以，应有更深入的战略构想，否则实不必如此劳师动众。
　　　　元朝灭亡不久之后，其裔帖木儿在中亚和西亚建立了一个新的蒙兀尔(Mogul)大帝国。靖难之变时，帖木儿获知中国内战的消息，遂决定出兵东向，企图重建蒙古人在中国的统冶。他的确曾在永乐二年(公元1404年)集中兵力四五十万人，准备攻明。这个情报可能使明成祖必须立即寻求对策，于是遂决定采取间接路线，派郑和出使西洋，其目的为联合印度洋周边国家共同围堵帖木儿的扩张，或至少牵制其由陆路进攻中国的行动。哪知道帖木儿在公元1405年病逝(即郑和奉命出使的同一年)，威胁遂自然解除。事后看来，由于郑和尔后的卓越表现，足以暗示大明帝国的确有机会建立世界史上规模最大的海洋同盟，并执行最早也是范围最广的围堵战略。
　　　　帖木儿死后，帝国分裂，解除了对明朝的压力，郑和出使的战略意图也因而不显。不过，蒙兀尔帝国的继续存在仍使中国与西方的陆上交通受阻。因此，郑和从海上打开一条通道，在中国交通史上，仍不失为一种贡献。
　　　　郑和的行动从永乐三年(公元1405年)到宣宗宣德八年(公元1433年)，前后历时二十八年之久，充分象征中国海权思想的发扬。但非常可惜，在郑和最后一次远征之后，此种行动就突然中止。Z.F又重申海禁，其大舰队不久也化为乌有。此后不久，中国沿海即不断受到倭寇和海盗的侵扰，而最后更无力对抗西方帝国主义者的攻击。中国未能继续维持郑和所开创的海权优势，实为近代国史的最大憾事，深值得我们反省和探讨。尽管如此，郑和又还是给中华民族带来若干远程利益。中国Z.F虽从未鼓励海外移民，但由于郑和下西洋之故，而自动扩大了中国人的活动空间。从此海外华人到处建立其经济势力，连后来的西方海权也无法赶走他们。探本溯源，还应归功于郑和的七下西洋。
　　
　　
　　(二)倭寇与海盗
　　　　倭寇出现于中国沿海由来已久。明初，太祖严加防范，成祖大建海权，所以倭寇对中国最多只能构成治安上的骚扰，尚不至于成为国防问题。明代中期，内政日益腐化，军备日益废弛，海防问题也随之出现。倭寇最严重的时代是世宗嘉靖年间(1522－1566年)，沿海数千里同时告警，生命财产损失难以估计。所谓倭寇者又并非全是海盗，真倭不过十之二三，大多数都是中国人，所以严格地说，倭寇是一种介乎内乱外患之间的威胁。
　　　　倭寇的长期侵扰在战略思想领域中形成一种刺激。我国古代的兵书几乎很少有以海洋战争为主题的。海洋战略思想萌芽可以说受倭寇之赐。最早的书可能是郑若曾所著的《筹海图编》，全书共十三卷，图一百七十二幅，约二十六万字。对于中国沿海地理、海防战略、武器设施等都有详尽的论述。
　　　　其最大的特点是提出海防战略的三大原则，即所谓“御海洋，固海岸，严城守”。其中最值得重视的又是“御海洋”的观念。它认为海防必须防之于海，主张“哨贼于远洋，击贼于近洋”。用现代语来解释，“御”的意义就是“制”，“御海洋”也就是“制海”。因此，可以肯定地说，“制海”观念在中国战略思想中的出现是远比西方要早。
　　　　顾祖禹也有类似想法，但分析则较深入。他说海防有三策：“拒之于海外，毋使入港为上策，却之于沿海，毋使登陆为中策；迨至登陆而围歼之为下策。”这与现代海军战略思想，尤其是反登陆战的原则，完全吻合。亦即所渭“鏖战于海岸，不如邀击于海外”。
　　　　倭寇之患终获解除，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，现在略论如下：
　　　　一、明朝经由俞大猷、戚继光等名将的合作努力，并付出相当重大成本，终于将倭寇扑灭。在此过程中又都是以陆战为主，这也正是“下策”，不仅战斗极为艰苦，而且沿海富饶之区也备受蹂躏，对于国力产生极大的消耗，加速明朝的衰亡。
　　　　二、倭患的逐渐消灭又与日本国内政情有关。丰臣秀吉时代(1583－1603)为实现其征服东亚的野心，曾有一连串禁止海盗的措施，目的为转化民间武力为正规海军。以后两次侵韩失败，倭寇来源更受影响而减少。
　　　　三、最后还有一个有趣的原因，那就是本来与倭寇合作的中国海盗势力日益壮大，逐渐与倭寇冲突，并使后者的生存空间日益缩小。在官军与海盗的双重压力之下，倭寇遂终于被迫出局。
　　　　 16世纪中叶以后，代替明朝海军和倭寇而主宰中国海域的主力为本国海盗。这种海盗有严密的组. 织、优秀的舰队，近似“独立王国”。其实力最大者不仅控制海上交通线，而且更垄断海上贸易的实际利益(一般商船都要向他们交纳保护费，而他们自己也兼营贸易)，而成为明代海上活动的真正主角。虽然此时西方海权的先头部队，例如葡萄牙、荷兰的船只已经来到，但还只能算是配角而巳。
　　　　海盗的存在几乎与明代相终始。明亡时，更变成爱国志士企图复国的主要凭借。这样也就要谈到第三个故事：明郑与台湾。
　　
　　
　　(三)明郑与台湾
　　　　明崇祯十七年(公元1644年)清兵入关，同年明宗室福王即位南部，史称南明。直到1683年，清军进入台湾，明代始正式结束。这最后四十年可以称之为“烈士时代”，中华民族的精英分子为了维护民族文化所作的牺牲真是壮烈无比，而其中最杰出的代表即为郑成功父子(史称明郑)，明郑是继郑和之后再次出现海权特征时代，尤其难能可贵的是明郑海权几乎改变了历史，并为未来的海洋中国提供惟一的经验。
　　　　郑成功之父芝龙本是闽海最大海盗，受抚后仍保持独立态势。清军南下，芝龙迎降，而成功则独举义师，纵横海上，成为历史上伟大的民族英雄。他凭借海权优势，取金厦两岛为基地(公元1650年)并北伐南京(公元1659年)。这十年是明郑的黄金时代。北伐是明郑兴衰的关键，郑军“众十余万，戈船数千”为我国历史中最远程、最庞大的两栖作战。可惜功败垂成，明郑从此元气大伤，除仍能制海外，陆上已难有所作为。
　　　　此后，成功遂击败荷兰人，收复台湾来作复兴基地(公元1661年)。可惜次年(公元1662年)成功即病死，其复国事业由其子郑经继承。这个海上政权一直维持到1683年(清康熙二十二年)始结束，为篇幅所限，对这段历史无法细述，只能对战略思想扼要分析如下：
　　　　郑成功矢志复国，不计成败以寡敌众，其忠忱勇气都值得后世景仰，但从战略观点来看，则至少是瑜瑕互见。最可惜的是郑经退守台湾之后，有一段长达十年的冷和阶段(1663－1672)，他不曾努力开发台湾，和拓展国际经贸关系，以厚植国力，尤其不曾乘机向东南亚发展，以扩大其复国基地(当时，他有机会攻取菲律宾但不曾认真考虑)。当然郑氏父子的心情可以谅解，他们肩负着反清复明的历史使命，遂无法集中全力来建设海洋中国。结果，陆上行动的失败又影响海权的发展。最后，海上优势逐渐丧失，并终于难免败亡的命运。这一段往事实在是值得后人深深省思。
　　
　　
　　三、明代战略著作
　　　　有明一代战略著作颇多，无法一一列举，但至少有两部巨著应特别提出介绍，因为它们的确可说在我国战略思想史上大放异彩。
　　　　一、茅元仪(1594－1644)所著的《武备志》。全书共二百四十卷约二百余万字，其篇幅之巨打破兵书的历史记录，尤其是以个人力量编成一部如此完整的军事百科全书，也可能已打破世界历史记录。他著书共花了十五年时间，其所包括范围真是包罗万象。全书分五大部分：(1)兵诀评。(2)战略考。(3)陈练制。(4)军资乘。(5)占度载。当然，我们不能以现代眼光来批评古人，但以当时的情况言，应算是了不起的成就，甚至于今天研究我国古代军事战略时仍应视为重要参考书之一。
　　　　顾祖禹(1631－1692)所著的《读史方舆纪要》、全书共一百三十卷，约二百八十万字，所引用地名有三万个之多，为世界历史中最伟大的军事(战略)地理著作，诚可谓民族之光。顾氏从二十九岁时开始著书，二十年间十易其稿，到五十岁时才完成，其治学的精神和努力都深值后人景仰。此书虽以地理为主体，但著者有高深的战略修养，其在战略方面所作的论述都含有高度智慧，具有永恒价值。
　　　　此外，在海权思想方面，郑若曾所著的《筹海图编》已见前文，故不赘述。总结言之，明代的文治武功虽不算第一流，但在战略思想上却有超时代的成就

明代中国曾经是“世界上最强的海权国家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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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代为汉族之复兴，但其文治武功在中国历史上都不能算是第一流，且边患始终不绝，最后又给于少数民族卷土重来的机会。
　　　　但就战略思想的研究而言，明代却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时代。不仅所保存的资料比元代远为丰富，而且更有其前无古人的特点。为了简便起见，本文对明代战略思想的分析仅以下列三个问题为重点：
　　
　　
　　一、开国阶段
　　　　明之开国利用民族主义的力量，驱逐少数民族并不太困难。其战争的主要部分反而是以同时起事诸雄(张士诚、陈友谅等)为对象。就战略思想而言，有下述三点值得提出：
　　　　一、明太祖(朱元璋)本人似乎颇有大战略头脑。他曾经这样说：“士诚恃富，友谅恃强，吾独无所恃，惟不嗜杀人，布信义，行节俭以与百姓共求复苏而已。”这一段话可以暗示他了解战略是不仅限于经济和军事，而政治和心理也许还更重要。
　　　　二、有宿老朱升年八十余，明太祖亲访之于山林道院中。朱升告之争天下九字诀：“高筑墙，广积粮，晚称王。”这一段故事近似传说，但含有深意。“高筑墙”就是巩固战略基地，也就是孙子所云“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”。“广积粮”即重视战略与经济之间的关系。在农业经济的时代，粮食是最重要的资源，不仅民以食为天，而且军无委积则亡。“晚称王”在政治战略方面更是一种非常微妙的原则。
　　　　朱升的故事曾分别见于魏汝霖《中国军事思想史》(页一四四)及徐培根《中国国防思想史》(页〇)，但两书均未说明其资料来源。据《明史》卷一三六《朱升傅》，朱升之语为“缓称王”而非“晚称王”，“缓称王”有其战略意义。朱元璋在羽翼未丰之前暂缓称王，则可以不至于树敌过多，并获得自由发展的机会。
　　　　三、明太祖在初起时颇能礼贤下士，争取人才，但在其Z.F中似乎并无真正第一流的战略家，这也就引起刘伯温(基)之谜。依照民间传说，刘基是明太祖的“军师”，换言之，他是张良、诸葛亮一流的奇人。事实上，从他所著的书(《郁离子》二卷)来看，他的思想是属于道家。他似乎并不擅长军事，甚至于更不会神机妙算(他是一个反阴阳五行之说的人)，现在流行的兵书《百战奇略》极可能是伪书。
　　
　　
　　二、明代与海权
　　　　就战略思想观点来看，明代的最大特点就是其与海洋的关系。对这方面研究的人也较少，所以特别值得在此作较详尽的探讨。
　　　　概括言之，中华民族是一个大陆性的民族，民族的发展是由西到东，虽然很早就达到了海岸线，但几乎从未进一步向海洋作大规模或有计划的开拓。中国的外患来源主要地是在北面(包括东北和西北)，而海疆在明代前则都是最太平的边界。我国历史中的战争与海洋有关者少之又少，至于在战略思想领域中，海洋因素更是很少有人曾经给予注意。
　　　　在这样的背景之下，从14世纪到17世纪的明代也就显得异常奇特。明代中国曾经是“世界上最强的海权国家”，所以，这一个时代在中国历史中真是令人刮目相看，但很遗憾，过去却很少有人研究，尤其是很少有人从海洋战略的观点来看这段历史。这里的分析是依照时代的先后分为三段：
　　
　　
　　(一)郑和下西洋
　　　　明太祖开国时虽然能光复中原把蒙古人逐出塞外，但后者的残存势力仍然相当完整，所以，也就使明廷不能不重视北疆的边防。另一方面，东南沿海地区的方国珍、张士诚等虽已败亡，但其余党逃入海中，对安全构成隐患。此外，日本倭寇也开始侵扰，在这样面对陆海双重威胁的环境中，Z.F在战略上也就必须作一选择。明太祖在权衡轻重之余，并吸取元代用兵海外失败的教训，遂决定重陆轻海的基本原则。他所采取的国防政策是：陆上用诸王将重兵守边，海上除设置卫所外，更禁止人民与外人接触以策安全。这也就是“明祖定训，片板不许入海”的禁海政策。
　　　　明太祖死后，其第四子燕王朱棣起兵“靖难”，赶走了惠帝(太祖孙)，取得帝位，即为明成祖(永乐帝)。他的战略思想比起乃父是远为勇敢进取，陆上迁都北京，由“诸王守边”改为“天子守边”，并且亲率重兵五次入漠，以攻为守。海上在永乐元年(公元1403年)首先恢复浙江、福建、广东三省舶司，放松海禁，接着在永乐三年(公元1405年)六月，命宦官郑和率副使王景弘等出使西洋。所谓“西洋”大体是指印度洋而言，因为舰队向西航行，故称为西洋。郑和不仅负有外交和经贸任务，而且还率领着一支巨大的远洋舰队，执行国史中最大规模的权力投射(power projection)。
　　　　郑和的舰队在当时世界上可以算是最大的海军兵力。据《明史》记载，其第一次出使时有“将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……造大船，修四十四丈，广十八丈者六十二”。据近人研究，除这六十二艘大舰外，整个舰队的大小船舶共约两百艘。郑和通常是由苏州刘家港出海，先到福建，等候冬季信风，再从福建沿中国海岸线向南航行。其巡弋范围遍历南海及印度洋周边各国，分遣队最远曾达到非洲东岸的木骨都束(Magadiso，即现在的摩加迪沙)。前后出使七次，每次往返约需二年，每次的行动规模和人船数量都大致差不多。
　　　　郑和的兵力虽然非常强大，但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次数却很少，其目的通常为剿平海盗，维护海路安全，协助友好国家平定内乱或抵抗侵略，其结果为“海道由是而清宁，番人赖之以安业”以及“自是海外诸番益服天子威德，贡使载道”。除此以外，郑和远航的大部分时间都是用来执行和平的任务，包括立碑、搜奇、贸易等在内。
　　　　根据记载，郑和舰队所经过的国家有三十余国，但从不曾挟大国兵威强取豪夺，而只寻求发展与各国之间的友好、贸易、文化交流关系。而推动贸易时也完全遵守各国的习俗，他们和平地执行国家政策，非不得已决不使用武力，与后来的西方海权国家的血腥行为大不相同，这更足以表现我国文化中的王道精神。
　　　　从战略思想观点来看，郑和出使更有值得深入分析的价值。第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是明成祖派郑和下西洋的目的。《明史·郑和传》说：“成祖疑惠帝亡海外，欲踪迹之，且欲耀兵异域，示中国富强。”假使真是如此，则未免小题大做，所以，应有更深入的战略构想，否则实不必如此劳师动众。
　　　　元朝灭亡不久之后，其裔帖木儿在中亚和西亚建立了一个新的蒙兀尔(Mogul)大帝国。靖难之变时，帖木儿获知中国内战的消息，遂决定出兵东向，企图重建蒙古人在中国的统冶。他的确曾在永乐二年(公元1404年)集中兵力四五十万人，准备攻明。这个情报可能使明成祖必须立即寻求对策，于是遂决定采取间接路线，派郑和出使西洋，其目的为联合印度洋周边国家共同围堵帖木儿的扩张，或至少牵制其由陆路进攻中国的行动。哪知道帖木儿在公元1405年病逝(即郑和奉命出使的同一年)，威胁遂自然解除。事后看来，由于郑和尔后的卓越表现，足以暗示大明帝国的确有机会建立世界史上规模最大的海洋同盟，并执行最早也是范围最广的围堵战略。
　　　　帖木儿死后，帝国分裂，解除了对明朝的压力，郑和出使的战略意图也因而不显。不过，蒙兀尔帝国的继续存在仍使中国与西方的陆上交通受阻。因此，郑和从海上打开一条通道，在中国交通史上，仍不失为一种贡献。
　　　　郑和的行动从永乐三年(公元1405年)到宣宗宣德八年(公元1433年)，前后历时二十八年之久，充分象征中国海权思想的发扬。但非常可惜，在郑和最后一次远征之后，此种行动就突然中止。Z.F又重申海禁，其大舰队不久也化为乌有。此后不久，中国沿海即不断受到倭寇和海盗的侵扰，而最后更无力对抗西方帝国主义者的攻击。中国未能继续维持郑和所开创的海权优势，实为近代国史的最大憾事，深值得我们反省和探讨。尽管如此，郑和又还是给中华民族带来若干远程利益。中国Z.F虽从未鼓励海外移民，但由于郑和下西洋之故，而自动扩大了中国人的活动空间。从此海外华人到处建立其经济势力，连后来的西方海权也无法赶走他们。探本溯源，还应归功于郑和的七下西洋。
　　
　　
　　(二)倭寇与海盗
　　　　倭寇出现于中国沿海由来已久。明初，太祖严加防范，成祖大建海权，所以倭寇对中国最多只能构成治安上的骚扰，尚不至于成为国防问题。明代中期，内政日益腐化，军备日益废弛，海防问题也随之出现。倭寇最严重的时代是世宗嘉靖年间(1522－1566年)，沿海数千里同时告警，生命财产损失难以估计。所谓倭寇者又并非全是海盗，真倭不过十之二三，大多数都是中国人，所以严格地说，倭寇是一种介乎内乱外患之间的威胁。
　　　　倭寇的长期侵扰在战略思想领域中形成一种刺激。我国古代的兵书几乎很少有以海洋战争为主题的。海洋战略思想萌芽可以说受倭寇之赐。最早的书可能是郑若曾所著的《筹海图编》，全书共十三卷，图一百七十二幅，约二十六万字。对于中国沿海地理、海防战略、武器设施等都有详尽的论述。
　　　　其最大的特点是提出海防战略的三大原则，即所谓“御海洋，固海岸，严城守”。其中最值得重视的又是“御海洋”的观念。它认为海防必须防之于海，主张“哨贼于远洋，击贼于近洋”。用现代语来解释，“御”的意义就是“制”，“御海洋”也就是“制海”。因此，可以肯定地说，“制海”观念在中国战略思想中的出现是远比西方要早。
　　　　顾祖禹也有类似想法，但分析则较深入。他说海防有三策：“拒之于海外，毋使入港为上策，却之于沿海，毋使登陆为中策；迨至登陆而围歼之为下策。”这与现代海军战略思想，尤其是反登陆战的原则，完全吻合。亦即所渭“鏖战于海岸，不如邀击于海外”。
　　　　倭寇之患终获解除，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，现在略论如下：
　　　　一、明朝经由俞大猷、戚继光等名将的合作努力，并付出相当重大成本，终于将倭寇扑灭。在此过程中又都是以陆战为主，这也正是“下策”，不仅战斗极为艰苦，而且沿海富饶之区也备受蹂躏，对于国力产生极大的消耗，加速明朝的衰亡。
　　　　二、倭患的逐渐消灭又与日本国内政情有关。丰臣秀吉时代(1583－1603)为实现其征服东亚的野心，曾有一连串禁止海盗的措施，目的为转化民间武力为正规海军。以后两次侵韩失败，倭寇来源更受影响而减少。
　　　　三、最后还有一个有趣的原因，那就是本来与倭寇合作的中国海盗势力日益壮大，逐渐与倭寇冲突，并使后者的生存空间日益缩小。在官军与海盗的双重压力之下，倭寇遂终于被迫出局。
　　　　 16世纪中叶以后，代替明朝海军和倭寇而主宰中国海域的主力为本国海盗。这种海盗有严密的组. 织、优秀的舰队，近似“独立王国”。其实力最大者不仅控制海上交通线，而且更垄断海上贸易的实际利益(一般商船都要向他们交纳保护费，而他们自己也兼营贸易)，而成为明代海上活动的真正主角。虽然此时西方海权的先头部队，例如葡萄牙、荷兰的船只已经来到，但还只能算是配角而巳。
　　　　海盗的存在几乎与明代相终始。明亡时，更变成爱国志士企图复国的主要凭借。这样也就要谈到第三个故事：明郑与台湾。
　　
　　
　　(三)明郑与台湾
　　　　明崇祯十七年(公元1644年)清兵入关，同年明宗室福王即位南部，史称南明。直到1683年，清军进入台湾，明代始正式结束。这最后四十年可以称之为“烈士时代”，中华民族的精英分子为了维护民族文化所作的牺牲真是壮烈无比，而其中最杰出的代表即为郑成功父子(史称明郑)，明郑是继郑和之后再次出现海权特征时代，尤其难能可贵的是明郑海权几乎改变了历史，并为未来的海洋中国提供惟一的经验。
　　　　郑成功之父芝龙本是闽海最大海盗，受抚后仍保持独立态势。清军南下，芝龙迎降，而成功则独举义师，纵横海上，成为历史上伟大的民族英雄。他凭借海权优势，取金厦两岛为基地(公元1650年)并北伐南京(公元1659年)。这十年是明郑的黄金时代。北伐是明郑兴衰的关键，郑军“众十余万，戈船数千”为我国历史中最远程、最庞大的两栖作战。可惜功败垂成，明郑从此元气大伤，除仍能制海外，陆上已难有所作为。
　　　　此后，成功遂击败荷兰人，收复台湾来作复兴基地(公元1661年)。可惜次年(公元1662年)成功即病死，其复国事业由其子郑经继承。这个海上政权一直维持到1683年(清康熙二十二年)始结束，为篇幅所限，对这段历史无法细述，只能对战略思想扼要分析如下：
　　　　郑成功矢志复国，不计成败以寡敌众，其忠忱勇气都值得后世景仰，但从战略观点来看，则至少是瑜瑕互见。最可惜的是郑经退守台湾之后，有一段长达十年的冷和阶段(1663－1672)，他不曾努力开发台湾，和拓展国际经贸关系，以厚植国力，尤其不曾乘机向东南亚发展，以扩大其复国基地(当时，他有机会攻取菲律宾但不曾认真考虑)。当然郑氏父子的心情可以谅解，他们肩负着反清复明的历史使命，遂无法集中全力来建设海洋中国。结果，陆上行动的失败又影响海权的发展。最后，海上优势逐渐丧失，并终于难免败亡的命运。这一段往事实在是值得后人深深省思。
　　
　　
　　三、明代战略著作
　　　　有明一代战略著作颇多，无法一一列举，但至少有两部巨著应特别提出介绍，因为它们的确可说在我国战略思想史上大放异彩。
　　　　一、茅元仪(1594－1644)所著的《武备志》。全书共二百四十卷约二百余万字，其篇幅之巨打破兵书的历史记录，尤其是以个人力量编成一部如此完整的军事百科全书，也可能已打破世界历史记录。他著书共花了十五年时间，其所包括范围真是包罗万象。全书分五大部分：(1)兵诀评。(2)战略考。(3)陈练制。(4)军资乘。(5)占度载。当然，我们不能以现代眼光来批评古人，但以当时的情况言，应算是了不起的成就，甚至于今天研究我国古代军事战略时仍应视为重要参考书之一。
　　　　顾祖禹(1631－1692)所著的《读史方舆纪要》、全书共一百三十卷，约二百八十万字，所引用地名有三万个之多，为世界历史中最伟大的军事(战略)地理著作，诚可谓民族之光。顾氏从二十九岁时开始著书，二十年间十易其稿，到五十岁时才完成，其治学的精神和努力都深值后人景仰。此书虽以地理为主体，但著者有高深的战略修养，其在战略方面所作的论述都含有高度智慧，具有永恒价值。
　　　　此外，在海权思想方面，郑若曾所著的《筹海图编》已见前文，故不赘述。总结言之，明代的文治武功虽不算第一流，但在战略思想上却有超时代的成就